王笛VS李伯重: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

撰文 |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 

实习生 李梦媛

“城市是市民的社会,一切要为市民的日常生活着想。”王笛也认为,市民是城市的核心。在《茶馆》与《街头文化》中,王笛从微观史的角度,对成都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进行了研究。他的新作《消失的古城》则透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,回溯了成都从传统进入现代的百年历史。在书中,王笛无不惋惜地写道,“过去,一张照片一看就知道是成都,现在不可能了,全国千篇一律”。


《消失的古城: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》,王笛 著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版。

的确,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从千差万别变得千城一面,曾经富有生气的市民生活也逐渐成为了历史。这样的状况之下,我们应该如何保留城市的特质,让市民文化重新焕发活力?5月3日,在《消失的古城》新书分享会上,王笛与李伯重就“城市与城市重建”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。

中国也曾有繁荣的市民文化

长久以来,中国给人的印象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。然而,李伯重指出,这是很大的误解。根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研究,中国城市的存在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。李伯重的导师傅衣凌先生曾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分为两个类型:一种是封建保守的开封型城市,一种是充满商业活力的苏杭型城市。唐代长安就属于前者,虽然城市面积很大,但只有两个市区,天黑以后就全部关闭,街上空荡无人。到了宋代,城市出现了重大变化。坊和市的格局被打开,就像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描述的一样,商铺鳞次栉比,行人熙熙攘攘,甚至连皇宫都在闹市区。


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热闹的街市。

城市里的人也发生了变化。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,不是像以前那样被政府强制征入,而是为了进城做生意。以苏州为例,明朝后期的苏州已经高度城市化,人口达到了50万,将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城里。虽然当时苏州的行政级别不高,却在经济上有重要地位。大部分市民都是从事工商业的普通劳动人民,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。

市民阶层的崛起,促进了市井文化的出现。当时,市井文化形成的重要空间就是茶馆。在茶馆里,人们可以坐在一起吃茶、聊天、做生意,进而需要一些娱乐活动,于是茶馆又演变为瓦舍勾栏。大量的民间艺人在那里表演,中国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说书人。说书人的讲话底稿就是话本,后来慢慢演化成白话小说,为普通市民所喜闻乐见。

白话小说的出现,表明市民文化已经超出了官方正统儒家文化的束缚,发展到了一定高度。普通人也开始谈论时政和社会问题,表达自己的诉求。因此,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,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肩。人们追求个性解放、社会公平,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欣欣向荣。

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城市就没有生命

过去的城市都是沿着贸易路线自然形成的,然而,对城市的现代化改造打破了这种自然的格局。20世纪初,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模式对城市进行管理,比如设立街灯、建立警察系统、进行卫生和交通管制等等。曾经千差万别的中国的城市,开始有了一个标准模式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这种标准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了,但是大部分的中小城市还保留了传统的格局。而改革开放以后,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,这些城市也加入了改造的行列。

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现代化的管理和改造是必须的。”王笛肯定了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,同时也指出,现在的城市改造往往缺乏人文关怀。城市里的楼越建越高,但是住在楼里的人们交流却越来越少;马路越建越宽,但是只有汽车川流不息,街道却不再热闹。王笛引用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的话说,城市的血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一旦打乱,城市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。失去了生命力的城市,最后只能成为冰冷的水泥森林。

所以,王笛认为,在城市建设中,要有意留下人们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间。就像过去欧洲城市中的公共广场,以及中国的大杂院。在大杂院里,大家共用一个水井,可以一边洗菜,一边聊天,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多。虽然这种场景已经逐渐退出现代城市生活了,但现在城市的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在设计社区时进行了一定的考虑,也是比较好的开端。

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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